冯其庸先生谢世了，享年93岁。回首半个世纪的往事，难免神伤。我是冯先生的晚辈，因为当年同住张自忠路三号（原铁狮子胡同一号）的缘故，于是，“近水楼台”，从少年时代开始，冯先生于我就有了一份照顾之恩。

　　我家就是种田的

　　铁狮子胡同一号，简称铁一号，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处教职工宿舍，也是我生长的地方。当年，身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老师，冯先生常常在报刊发表评论文章，戏曲、话剧、电影、古典文学，涉及广泛，名声在外，陆定一赏识冯先生，郭沫若与他也有交往。冯先生曾送我一部《春草集》，其中汇集的都是冯先生过去的艺术评论，以戏评为主。我不知翻了多少次，想学学冯先生的手笔。

　　那个时候，知识分子普遍被认为“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”，冯先生当着我的面与我父亲发牢骚：我家就是种田的，从小下田，白天干农活，晚上在油灯下读书。耕读是中国人的传统，知识分子多数都来自农村，谁说知识分子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？耕读这个词，我是从冯先生那里第一次听说。

　　在铁一号大院里经常会遇见冯先生，他总是亲切地叫我去他家玩。我父亲有一个阶段曾经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采编组。采编组都是些精通多国语言的老先生，窝在图书馆里，双臂戴个套袖，整天钻进书堆编目，而我父亲是唯一的壮劳力，蹬着自行车，负责四下采购各种图书。借助这种便利，我也常常拿着北师大图书馆的介绍信，跑到位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内部服务部看书、买书。线装书《于湖居士文集》《韩昌黎集》《苏东坡集》《经籍纂诂》《经传释词》等等，都是我在那时积攒的，最便宜的也就5毛钱。我买到古籍后，肯定会去冯先生那里请教。他左右开弓，旁征博引，向我传授阅读的入门知识和相关背景。

　　吃过他煮的阳春面

　　我去农村插队后，有大约3年没有看到冯先生，而他也被调到国务院文化组，参加校订《红楼梦》，任校订组副组长，忙里忙外。这个校订组的组长和另一位副组长，与我后来供职20多年的人民日报文艺部也有关系。组长袁水拍曾经当过文艺部主任，而副组长李希凡在我进文艺部时正任副主任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，冯先生当时在中文系任教，我常常去听他的大课，大多都是关于《红楼梦》的，可是这部文学名作我只读过两遍，而毛主席说过，读了三遍才有发言权，看来，我与红学真是无缘了。

　　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，冯先生听说后，为我写了一张便签，将我引荐给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先生。当时三联书店归人民出版社管，算是一块副牌子，由范先生负责。范先生看过便笺后，就让我坐下聊天，他说冯先生可是大学者，而自己才是个小学毕业生，冯先生引荐来的人，一定不会错。他说我实习一段后如果有意，不妨落脚在三联书店。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，冯先生筹办了一家文艺评论刊物，让我去参加了几次聚会，在座的多是冯门弟子，个个学有专长，只有我是个白丁，但他还是有意要我将来进入这家刊物当编辑，他还请胡耀邦为刊物题写了刊名。可我最终也没在三联书店落脚，更没有去那家刊物，而是在1985年调进了人民日报文艺部。

　　在人民日报文艺部，与冯先生的往来更多了。蓝翎、李希凡这两位当年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在文艺部，蓝翎后来还任文艺部主任，他们和文艺部的姜德明等文化名流，都是冯先生的好友。我时常将一些戏剧界的新秀介绍给冯先生，浙江昆剧团的武生林为林正当红，来京演出后，我就和他一同去铁一号看望冯先生，聊了很长时间，冯先生亲自下厨炒菜，还为我们煮了阳春面。

　　在铁一号红一楼丁组五层冯先生的书房，看他写字、作画、吟诗，可谓一大享受。这间12平方米的房间，两面墙的书柜一直到顶，中间是一扇南向窗户，窗前摆着冯先生的书桌，也是堆积如山，但冯先生总能从中腾出空间，手起笔落，一气呵成。他画的葡萄，他的书法，承蒙他的偏爱，都曾赠我，他送我的一本本著述扉页上，也留有他的墨宝和印鉴。

　　“宽堂”里的红学家

　　那时的人民日报别看只有8块版，但一言九鼎，副刊则是众所瞩目，一篇豆腐块儿，都可能影响全国。副刊编辑刘梦岚找到我说，你可以写写你认识的老一辈文化名流啊。我不敢推辞，先写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黄药眠先生，又写了冯先生，在1986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第8版上刊出。这篇文章不长，题目是：“宽堂”里的红学家。文字如下——

　　“宽堂”，冯其庸先生用这样一个雅号来命名他的书斋兼卧室，我总感觉有点近于自我嘲讽。这间所谓的“宽堂”，其实窄而又小。八个摆满经史子集的大书柜，一张重叠交错地置放着文房四宝和文稿的书桌，加上个行军床，使屋内除了一条可容人侧身而过的小通道外，别无余地。中国红学会的会长、《红楼梦》研究所的所长、大学教授，竟挤在如此狭小的地方著书、披览、休息、会客。然而冯先生就在这间“宽堂”里，完成了《春草集》《逝川集》《梦边集》《论庚辰本》《曹雪芹家世新考》《蒋鹿潭年谱考略》等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。

　　冯先生深深爱着他的“宽堂”，但他并不死守书斋，一年里，他总要花一些时间出门走走。他并非去寄情山水，而是希图通过实地考察来做学问。前些日子，为了研究项羽，他特意访问了安徽和县，不顾烈日炎炎，考察了乌江。在车里共颠簸了九个多小时，一路上只用一个小烧饼充饥。他研究项羽，主要是为了研究《史记》，因为很久以前他就计划要对《史记》中的所有人物逐一加以研究。因此，他总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去搜访有关的资料。

　　当然，冯先生目前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“红学”的探讨上。几天前有一篇文章刚刚杀青，题目是《重议评点派》。文中对李卓吾、金圣叹以来的评点派，主要是《红楼梦》的评点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。他认为，评点派在历史上的功绩不可低估，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。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我们对评点派一棍子打死，这是不公允的。实际上，今人研究的关于《红楼梦》的很多问题，如版本、家世、结构、层次、人物论、后四十回内容等，评点派已有论述涉及，而且有不少见解颇具深度，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……

　　走遍天西再向东

　　冯先生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后，还住在铁一号，有时在大门口遇见他，每次都会和我边走边聊一阵子，告诉我他最近又在研究什么。记得有两次他异常兴奋。一次是他与人合作的《朱屺瞻年谱》出版，随后就送了我一部，还期望我去上海出差时务必拜望朱先生，言语间可见他对朱先生的敬重。一次是他即将踏上玄奘取经之路，问我有没有兴趣同行。他那时已经年过花甲，而我还不到而立之年，但我听说那一路的艰辛后，没敢上路，只能躲在北京暗自佩服冯先生的体魄和精神。

　　“看尽龟兹十万峰，始知五岳也平庸。他年欲作徐霞客，走遍天西再向东。”冯先生那20年间曾十来次赴新疆考察，有几次回来后还专门邀我欣赏他一路的摄影作品。他的摄影作品不但记载考古所得，也大量记录当今的社会变迁。

　　当冯先生的家搬到位于红庙的文化部专家楼后，房子终于变宽敞了，而且就在人民日报隔壁，我有时还被文艺部派到冯先生府上取稿、送报。第一次去，转了半天也没找到，还是冯师母跑到路口接了我。当范敬宜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后，冯先生在人民日报又多了一位老同学，他们都曾受业于无锡国专。范敬宜去世时，冯先生写下“哭范敬宜学长兄”，同窗深情跃然纸上。

　　仅仅说冯先生是红学家并不确切，其实他的研究与爱好极其广泛，这从他的著述中即可看出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冯先生的力作《蒋鹿潭年谱考略 水云楼诗词辑校》问世，为此我在文艺报专门撰有一篇短文评介。冯先生对诗词把握之准、对考据用功之勤，在这部大作中可见一斑。

　　早在冯先生读初中时，他就对《水云楼词》爱不释手，成了他读词的入门书，以致先学词、后习诗。1948年在上海读书时，冯先生天天泡在合众图书馆里，并得到顾起潜（廷龙）先生的关照，他还在福州路的诸多旧书店转悠，搜集到《水云楼词》的各种版本，并动手撰写《蒋鹿潭年谱初稿》。在冯先生看来，“蒋鹿潭的词，在有清一代，特别是在咸丰时期，实在是一位大家。”《蒋鹿潭年谱》定稿清抄本曾经丢失，幸运的是，《水云楼词》的各种版本、《蒋鹿潭年谱》的最初稿本却逃过一劫，这让冯先生的研究成果能在劫后出版，得偿夙愿。

　　转眼间，与冯其庸先生相识已近半个世纪，他对我的启蒙之恩、提携之力，我永远不忘。如今，冯先生已归道山，更引起我的无限思念之情。

　　冯其庸（1924年2月—2017年1月），江苏无锡人，著名的文史专家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、国学院首任院长，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，中国红学会会长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。著有三十五卷本《瓜饭楼丛稿》和十五卷本的《瓜饭楼外集》。